从殷商秦汉时期的兰文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菊文化、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牡丹文化、宋元时期的梅文化，到明清时期，竹文化又繁荣昌盛起来。

        如果说，兰花、菊花、牡丹、梅花都是一种花卉的话，严格意义上来说，竹子不能算一种花卉。——竹子的价值与前面几种花卉比起来，用途更广泛一些，有其他花卉无可比拟的优势：竹笋可食用，竹杆可钓鱼、可使用，竹篾子是柳编重要辅助物，还可以制作竹笛等乐器，以及竹纤维还是造纸、做衣服的高级原料，等等，竹子用途可大啦！

         ——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笔者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之江苏谚语卷》收集中，还发现这么个说法：“竹子开花，赶紧搬家”。据民俗文化研究，竹子一旦开花，预示着灾难即将来临，要赶紧搬家避难。大概是说，一旦干旱，竹子就会自保，基于繁殖的需要，竹子就会大面积开花乃至结实，然后很快就会死去。而竹子开花的干旱时节，农作物也会减产甚至颗粒无收，闹饥荒，所以就有“竹子开花，赶快搬家”的说法。这且不谈。

        竹子是我国栽培最早、用途最广的花木之一，属于中国特有的“原生花木”。它修长结实，挺拔俊秀，风韵潇洒，显示一种气节风骨，一种虚心谦恭，其不畏逆境不惧艰辛、中通外直宁折不屈的品格，是一种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也是竹子特殊的文化审美价值。因而，竹子也成为中国传统花木中最具性情、最具风情的花木，其内涵已形成中华民族品格、禀赋和精神象征。自古以来受到文人墨客的钟爱，留下了无数的诗篇。

        竹子高大，生长迅速，故有“雨后春笋”之说，竹茎杆挺拔修长，四季青翠，傲雪凌霜，有“花中四君子”、“岁寒三友”之美称。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已经提到竹子的使用，确切记载始于6000年前的西安仰韶文化，并形成文字，可见其历史悠久和使用价值所在。商代甲骨文、竹简，结绳记事即是如此。《尚书》、《礼记》、《论语》等都是写在竹简和木简上得以流传到东汉时期的。后来竹子被用于弓箭、钓鱼等，“竹报平安”、“日上三杆”、“青梅竹马”等都是与竹子有关的典故。

        竹子与诗歌书画关系源远流长。历代文人写竹，画竹，把竹的品格与文人的品格相提并论，这也是他们追求的意境和主题。晋代就有“竹林七贤”“竹林六逸”等士大夫群体，戴凯子曾著《竹谱》来表达对竹子的喜爱。在唐代竹子就被尊称为“君子”。而宋朝的苏轼则发出了“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名言，使竹子成为了家居不可或缺的东西，甚至“不可一日无此君”。

        到了明清时期，竹文化真正成熟起来。明清两代花卉的欣赏由人格化趋向神格化，并有了“十二花神”的说法，其中代表性花卉就是竹子。尤其是画家兼诗人郑板桥画竹、咏竹，“非唯我爱竹石，却竹石爱我也”，其爱竹之心跃然纸上、爱竹之情倾注笔端、画竹之行堪称第一，将中国的竹文化发展到了极致与巅峰。其中有一首尤为著名，耳熟能详：“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竹子的声响，联想到民间的疾苦声，突显了一个关心民众疾苦的官吏形象。郑板桥在《竹石》图的画眉题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难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高度赞扬竹子不畏逆境、蒸蒸日上的秉性。郑板桥画竹不但表现了竹子的天然特征，而且表现了作者的人格、思想和对社会的态度。他不仅留有许多绝妙的翠竹图，还留下了《题画竹六十九则》，赞美“竹君子、石大人、千岁友、四时春”。

        大清的股肱之臣曾国藩也对竹子情有独钟，留下了“结习已定花不住，岁寒唯有竹相娱”的诗句。表现了他与众不同的人格和性情，达到了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形成了一种至上的人生哲学。

        至今，描写竹子只有一个另类，“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大概是笔者所见到的贬低竹子的唯一。不过瑕不掩瑜，不影响竹子作为谦谦君子的美好形象。

        竹在明清江南园林中有着各种形态的运用，“无竹不成园”使之远远超出一般观赏性植物定位，需要我们从更深的文化意蕴上加以解析，尽管以往所言的“君子比德于竹”可以解释为一种偏好，但仍不足以说明“无竹令人俗”何以成立。通过仔细的分析，我们发现明清时期的竹文化集中表达了道家的隐逸思想、儒家的比德思想、佛教的心无思想和民俗的吉祥思想。从竹文化中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文人阶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三教并存的宗教观、雅俗共赏的审美观。笔者曾经参加过明清时期竹艺文房雅器展览，竹艺雅器主要分为浙派、徽派、金陵派、嘉定派四大派别。竹艺特别是竹笛在细微之间尽显古代文人、匠人之用心，赋物以意，表物以形，让人深深感受到细水长流的竹韵文化魅力。（江苏花木文化研究梁根华供稿、东部战区创作室吴国平和中国刑警学院董杰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