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英军在鸦片战争中决胜的一战，就是夺取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漕运，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决定，不久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1853年后，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带十多年，运河漕运被迫中断。战争极其惨烈，期间沿线主要城市都遭受重创，部分甚至全部焚毁。
1855年黄河改道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从此漕运主要改经海路。
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轮船承运漕粮。
1904年，漕运总督也被撤废。
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
解放后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使其重新发挥航运、灌溉、防洪和排涝的多种作用，部分河段已进行拓宽加深，裁弯取直，新建了许多现代化码头和船闸，航运条件有所改善。季节性的通航里程已达1100多千米。江苏邳县以南的660多千米航道，500吨的船队可以畅通无阻。
1988年底建成的京杭运河和钱塘江沟通工程已将江、河、海衔接起来。
2002年，原本只负责通航的京杭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三线工程之一，成为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环节和通道，通过它长江下游的水得以送到北部缺水的山东和河北等地。
在徐州市京杭大运河上设有张楼水站。
运用
京杭大运河贯通之后以其特有的沟通功能将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连接在一起，将不同江河流域的生产区域联系在一起。封建王朝当权者以它为基础建立了将各地物资输往都城的历时千年的漕运体系，维持着王朝的生命。
漕运之中围绕运河的水运，相关的漕粮调配、收缴、发送、押运、下卸、进仓储备等方面，在实际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不断因地制宜更新发展，使得漕运体系发展起来，几经变化。每一变化都是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发展而来。如唐朝宰相裴耀卿改“直达运输法”为“分段运输法”，即水通则漕运，水浅则储仓，设粮仓于运河沿岸。这样，漕船既不停滞，漕粮也无损耗，极大提高漕运量。唐后期在“分段运输法”的基础上创“转搬法”分段接运，改民运为官运，改散运为标准麻袋盛装，船只编组等等，集装化系统化运输。建立漕运奖励制度，以盐利为漕佣，解决漕运经费问题。这些创新切实促进漕运的发展。宋、元、明、清在漕运方面根据运河的实际状况也不断革新方法，以便更好地发挥运河的作用。
统治者对运河的使用到明清时期也发生着务实的变化。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市场行为日益增多，南北物资交流的需求大增，漕运一方面带动刺激了运河沿岸商业活动的发展，另一方面，漕运本身越来越商业化。先是漕运中私带货物，由少到多。朝廷见禁不住，转而主动明确允许漕船北上时可以附带一定的货物，漕船南返时允许载客运输。这种漕运政策的变化是政府务实的做法。一方面，漕船走私已是既存事实，没法遏止，另一方面可以补贴漕工的生计，同时，官绅大贾们也有这种需求。漕船所带货物数额日益增长，漕船贸易日趋活跃，运河沿岸兴起了很多商业城镇。如通州、直沽（即天津）、沧州、德州、临清、徐州、淮安等。南方的丝绸、茶叶、糖、竹、木、漆、陶瓷等源源不断运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杂品等也不断由运河南下。大运河虽为漕运所开，但当时代对之有商运需求时，统治者也与时俱进使之成为商运之河、民运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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