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元代会通河和通惠河开通后，京杭运河完成，明代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建立了完善的漕运管理制度，600年间，运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商运繁盛，运河两岸兴起数十座商业城镇，对古代经济的贡献无法估量。
元代开通海运，但是每年几百万石的漕粮、东南的贡赋和官吏商民每年不下亿万件的消费品都要过长江渡淮河，经会通河北运，海外运来的商品过境之后也是经运河到燕京，会通河得名会通，就是因为“江淮之漕，浮汶泗经达临清，而商旅贸迁，游宦往来往暨闽粤、交广、邛 、川蜀，航海诸番贡 之入莫不由是而达”。
由明而清，每年400万石（1石约今天27市斤，400万石大约有5万4千多吨）的漕粮由运河北上，此外，每年数十万匹苏杭织造丝织品运抵京城，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局，专办御用官用的绸、缎、纱、罗、布匹。湖广川黔等地的竹木浮江而下，入运河北上，到北京修宫殿，建宗庙。
物产交流和经济交流极大丰富起来，明代北方棉花种植很普遍，发达的纺织业在江南，结果自然是棉花南运，布匹北运，太湖流域号称衣被天下，棉布和丝织品几百年来一直是运河上的主要货物。
杭州、苏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天津，这些运河边上的城市，因此成为商品集散地，商业盛衰与运河始终。乾隆年间，苏州胥门、闾门外的运河码头“各省都会客货聚集，无物不有，自古称为天下第一码头”。邵伯镇以棉、夏、葛、标、黄草等布及米、豆、竹、木为主要货物，被称作“御长十里，客货云集，江北第一大镇”。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他沿京杭大运河南行，辗转于苏杭，最终抵达刺桐港（福建泉州）。运河每一个城镇都能从他的游记中找到赞美：将陵（德州）运河上南北运输商品极多，最多的是丝、香料。济宁商业手工业很发达，“船只多得令人难以相信”。徐州、邳州、清口、淮安商工农业都极发达，淮安的货运可以通到40多个城市。宝应、高邮、扬州都是商业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很繁华。真州（仪征）是运河通江口岸之一。长江上每年有20万艘船航行，每船载重约50万-150万斤。真州是盐、木料、麻等商品集散地。瓜州以工商业为主，产丝织品和农产品。苏州是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杭州最繁华，“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难以言语形容。”
明永乐之后，官运之外，运河上商运逐渐增加，运河上开始设关收船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户部从全国所收定额税银400万两，其中近1/3收自运河上往来的商船。
北京的什刹海、后海一带，包括积水潭，正是当年行船漕运的终点，千帆竞泊，热闹繁华。积水潭的码头应该不止一个，环绕积水潭两岸都可停泊，《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元大都的繁华盛景。“比较大的码头、最热闹的景象应集中在离鼓楼最近的银锭桥、烟袋斜街一带，最盛时，积水潭舳舻蔽水，盛况空前。”
当时的文人雅士汇集在积水潭边赏酒作文，食肆、勾栏等迅速发展起来。“元代最著名的大都杂剧主要活跃在积水潭周围，一批著名杂剧家聚集于此。”历史学家们说，当时元大都的社会经济文化几乎全集中在积水潭。
北运河和南运河在天津会合，进海河最后流入渤海，漕运鼎盛时，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来往的漕船每年有2万多艘、官兵12万人次，商船3万艘，运河的开通使一个小小的直沽寨成了远近闻名的天津卫。
明代漕运使运河通州码头盛极一时。明代运河漕船每年有12143只，共分十帮，由124处卫所12万多军士负责运输，因路途远近而规定各帮至通日期，有序不乱，大多漕船在通州空仓回航。各帮船于通州只许停留十天，最后一批船帮限定十月一日必须返归。伴随三月一日首帮漕船至通，亦有大批商船。开漕移师上将燃放“万头鞭”，数十档花会竞技，沿途商铺施茶献果，贾船掷银捐物，繁闹堪比京城各处庙会。清代沿袭此制，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最后一艘漕船离开通州码头，景象不再。
十九世纪海运兴起，以后随着津浦铁路通车，京杭运河的作用逐渐减小。黄河迁徙后，山东境内河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浅，南北断航，淤成平地。水量较大、通航条件较好的江苏省境内一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
社会
在社会领域，随着制度的完善和规模的扩大，漕运逐渐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为主体的窠臼，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功能，成为维护王朝稳定和制衡社会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会中后期，统治者熟练而频繁地利用漕运进行社会制衡与调控，消弭诸如重赋、灾祸以及物价波动等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籴与粜，一是赈济灾荒。唐宋时期，和籴已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调节各地区由于丰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粮食市场价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籴完全是通过漕粮来实施的。明清两代王朝，着力于漕粮在平粜方面的运用，成效突出。与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时期的平粜，主要是为了缓解粮食生产、灾害等因素对市场造成的冲击，完全是从调节市场、平抑物价出发。运用漕粮赈济灾荒，自秦汉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为朝廷的一项惯常举措。
京杭大运河显示了中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凝聚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大运河与长城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
政治
在政治领域，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的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以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宋人张方平曾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张方平：《乐全集》卷23《论京师储军事》，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商务印书馆）其他朝代何尝不是如此！
大运河的开掘加强南北交通和交流，巩固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促进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并且方便南粮北运。漕运之便，泽被沿运河两岸，不少城市因之而兴，积淀了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人将大运河誉为“大地史诗”，它与万里长城交相辉映，在中华大地上烙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同为汇聚了中华民族祖先智慧与创造力的伟大结构。
漕运在促进南北文化交流和区域社会开发等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漕运是专制集权政治的产物，具有这种体制中的诸多劣根性；更为重要的是，漕运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财富的手段之一，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当中国步入近代社会后，漕运便在社会的巨变中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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